一、两种理念的分歧
众所周知，江东四杰－－周鲁吕陆在吴国的地位十分特殊，他们并不一定涉足东吴的内政事务，但没有人会怀疑他们在军事和外交事务上的发言力，在梳理孙刘关系史时，将他们的言行及态度理解成对刘关系的风向标并不是没有道理的。而事实上，我们也能够很强烈的感受到相对对刘备集团的态度而言：周瑜与吕蒙较为激进的言行几近于鹰派，而鲁肃鲁子敬的对内对外态度显然是鸽派的代表。
周瑜就曾建议趁刘备来了江东，将他软禁起来，以便遏制刘备势力的发展，甚至在特定时期可以“使如瑜者得挟与攻战”。只不过孙权因为顾及曹操，也担心刘备不是那么容易控制而没有采纳。1
如果说周瑜的抗刘思维仅仅流于计划的话，那么吕蒙的抗刘思维就是实实在在的付诸行动了：从白衣渡江到夺荆州；从擒关羽到彝陵之战…，孙刘联盟至此可谓彻底崩溃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不少人对吕蒙颇有偏见，更有人将吕蒙称作破坏联盟的罪魁祸首。暂且不论这样的比喻是否恰当，至少能说明大多数人对孙刘联盟所持的态度。
而与周吕二人的思维明显不同的是，鲁肃的理念在于联刘而非抗刘，这样的理念也自始至终指导着东吴的对刘关系，一直贯彻到鲁肃逝世的那一刻。除去赤壁之战前的事迹，鲁肃联刘的理念还可以在很多地方都能够了解到：比如曾建议将荆州的江陵郡借与刘备；在孙刘发生摩擦的时候也尽力从中调和等。2而事实上，在鲁肃去世之前，孙刘联盟尽管不是那么的牢固，甚至有一次差点分崩离析。3但是，在鲁肃为代表之鸽派的努力下，联盟还是得以维持，至少在名义上的维持。
在这里需要补充的是，如果硬要将孙权阵营中的文臣武将划分成鹰派鸽派的话，诸葛瑾也勉强可以算是一位鸽派人物，因为很多时候他充当了挽救孙刘联盟的和谈使臣的角色。4
表面看来，事情似乎已经明朗化：以鲁肃为代表的鸽派高瞻远瞩，试图借力打力，为孙刘联盟的建立和稳固用尽毕生心血，而周瑜吕蒙等只顾眼前利益，破坏孙刘联盟，尽管一时获得了荆州，但引得刘备东征，最终，两败俱伤，曹魏成为了最大的受益者。
二、内外环境的变迁
然而，事实真的会是那样简单么？
首先，无法将江东四杰当中的最后一位－－也就是陆逊定位：若说是鸽派，但吕子明偷袭荆州不仅有他参与策划，甚至还有他亲身参战，可谓直接参与了破坏联盟的行动，很明显与鸽派的性质格格不入。若说是鹰派，那么依照鹰派的风格，他没道理又是吴蜀第二次联盟的缔造者之一，更没道理还为了配合孔明北伐而出征曹魏。5
当然，仅以陆逊一人是远远没有说服力的，何况人是可以改变的。但我们同样要认识到人之所以改变，其最根本原因在于环境的改变，陆逊反复矛盾的态度，正是因为内外环境的改变。
就外部环境而言，主要由刘备、曹魏两个方面有机构成。
陆逊随吕蒙夺取荆州之时，刘备再不是从前那个落魄的贵族了，此刻的他正处于其霸业的鼎盛期，夺取汉中、自称汉中王、北伐樊城…，这一切无不使得举世震惊，以至于使得曹操居然都有了“迁都避锋芒”的打算。然而，担心刘备势力膨胀的并不只有曹操一人，此时此刻，远在建业的孙权表面上尽管气定神闲，但内心的世界一定是恰好相反的。乱世的经历一次次提醒他，任何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。就比如那次，好不容易盼得长江彼岸的多年宿敌刘表灭亡，但是却又多出了曹操与刘备两大劲敌。所以这次，孙权不得不担心历史会重演，曹操势力削弱的同时，却也助长了刘备势力的膨胀，为日后的霸业增添许多不可预测因素。更为重要的是，此时此刻身在荆州的关羽的傲慢言行多少带有挑衅的味道，诸如抢米、拒婚等行为本就难让人容忍，何况对象是以气量小著称的孙权。
而彝陵之战之后，蜀吴两国的实力都有很大的削弱，两国必须联合才和曹魏有抗衡的可能性，无论是刘备、诸葛亮还是孙权、陆逊都清楚的认识到了这一点，于是，孙刘第二次联盟此时得以重新建立，也算是顺理成章。6
就曹魏方面来说，赤壁之战时为了共同的利益而临时组建的孙刘联盟，在战后初期仍然奏效，这是因为曹操的威慑力尚存，一个很有力证明是，“（建安）十六年…闻曹公将来侵，作濡须坞”－－《三国志·孙权传》。所以孙权甚至不惜用自己的亲妹妹来稳固这个联盟。
由于孙刘联盟的存在，所以赤壁战后的曹操将兵力与精力投入更多的地方是大西北，即是对马超韩遂的攻防策略以及后来收汉中之役，同时应付东北乌桓以及内部的叛乱（比如：王必平耿纪许昌之战和曹仁破侯音宛城之战），对孙刘方面采取策略的是且只能是战略防御。所以，在孙刘第一次联盟的十年间（209-219），孙曹之间六次战役（江陵之战、皖城之战、两次合肥之战和两次濡须口之战）的发动者均是孙权方，换而言之，曹魏对其孙吴的威胁相对不大，同时赤壁之战的隐痛已经渐渐淡去，所以即便和刘备翻脸，曹魏也未必能够抽身趁火打劫，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，孙权当时才可以下定决心。
以上是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分析，从内部环境来看，在这十年间，